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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灭亡时,吴三桂率关宁铁骑驻守山海关,为何没有入京勤王?
收到勤王诏令,吴三桂不在山海关,而是奉命驻守孤城宁远,并且他勤王的速度也不慢。
很多朋友一看到吴三桂这个名字,无论什么题目,都感觉这人绝干不了好事。^_^
其实,仅就勤王一事来说,吴三桂绝对是被冤枉的,他的勤王速度在那个年代已经非常快了。其行军速度,仅有多尔衮的骑兵可比,如果计上综合因素的话,吴三桂火速驰援的速度,绝不低于号称当时机动能力第一的满清骑兵。
当时连后所,前屯卫,中前所都被清军攻下,宁远再次沦为孤城,虽然式微,但却是明朝在辽西的标志性“建筑”,丢了宁远等于丢失整个辽西,惟有山海关可守,所以那种情况,在没有明廷勤王诏令的情况下,吴三桂是不敢擅离职守的,即便勤王成功,他也会被文官们想办法弄死,再加上崇祯甩锅的毛病,这些后果吴三桂都是明白的。
北京陷落后,受范文程的建议,多尔衮决定直捣京师,赶走李自成,拿下北京城,他调动部队到出发用了多久呢?5天,动员6万人,就仅仅是部队,还是加急军务,大军开拔不是骑上马就走了。
吴三桂呢,连部队带民众共几十万人,启动时间--3天,比多尔衮纯军队编制调动的时间还短,其中最难的是民众的调动和迁离。部队与民众混编,部队负责护卫任务,辽西孤岛不是白叫的,谁也无法预料大清骑兵能从哪儿钻出来,但是民众和辎重都还要保护,所以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
辽人守辽土,大部分民众都是关宁军的家属,老乡,沾亲带故无算,没法放弃。朝廷也不允许,除非战败溃不成军,否则历次撤离都要带着民众,落到清军手中,又会转化为免费生产力,这是明廷所不想看到的。
吴三桂出兵了,但是在出兵途中得知,他的家人,还有爱妾被李自成的部下侮辱,冲冠一怒为红颜,果断掉转马头,成了大清的走狗,这还真的不能完全怨吴三桂,只能怪***李自成
明朝的快速灭亡,北京城被一伙流民速度攻克,这是让人很震惊的,估计崇祯都没想到会被李自成逼得***。
而当时山海关守将吴三桂手握几万兵马,为什么不进京救崇祯那?
我认为主要有几点
1.时间赶不上,李自成入北京之快,让人叹息。而明末贪腐严重,军队行军速度太慢,而且一旦放弃山海关则意味着会有很多人跟随,那军队行驶速度根本达不到.
2.钱粮问题,当时的大明千疮百孔,国库里一分钱也没有,没钱那你就调不动兵,这在自古就有的。
3.最重要的就是不想去,吴三桂青年时期跟随袁崇焕,领兵于威震关内外,可以说吴三桂对袁崇焕敬爱有加,但因崇祯生性多疑,受到皇太极的挑拨,把袁崇焕给凌迟处死了。吴三桂受此影响,忠心大减,所以崇祯急招其回京保卫京师的时候,其毫无救助之心,因为忠心早已不在。
4.还有就是因为崇祯生性多疑,凡是护卫过京师的下场都太惨,凡是背叛他的都能忍让,让大明将领非常心寒,都认为大明将亡。
崇祯的性格注定无法成大事,甚至一手加速了明朝的灭亡,无帝王之术。
其实有过。
问题是勤王什么下场?
比如袁崇焕进京勤王,最后被剐。
比如唐通进京勤王,却被崇祯命令交出兵权。气的唐通出京就做好投降李自成准备。
吴三桂对于勤王是有动作,但是没有结果。因为崇祯忌惮武将已经达到了不可附加的地步。吴三桂做了勤王的样子,其实没什么实质动作而已。
崇祯帝非亡国之君,却当亡国之运,在位16年间宵衣旰食、辛苦支撑,但最终还是没能挽救国家危亡,而他本人也落得个自缢殉国的结局。其实,在帝国覆亡前夕,崇祯帝只要把吴三桂从山海关调往前线平叛,便极有可能扭转败局。那么问题来了,吴三桂拥有精兵数万,为何没有及时入京勤王?一切,还要从李自成率军入京说起。
崇祯十七年(1644年)一月,李自成在西安僭号称帝,建立大顺***,随即率军进入山西,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,便攻克汾州、蒲州、太原、忻州、代州、宁武关等地,目标直指北京。鉴于大顺军的攻势凌厉,蓟辽总督王永吉、太常少卿吴麟征等人向崇祯帝上书,请求让吴三桂撤守宁远、驻军山海关,在形势危急时,率数万关宁铁骑入援京师,以阻遏乃至消灭大顺军。
关宁铁骑是明朝末年最精锐的部队,由孙承宗创建,并在袁崇焕手下趋于成熟。这支部队的人数虽然不多,但战斗力却极为精悍,经常被朝廷用于镇压农民军、防御清(后金)军,屡屡都能克敌制胜,是令敌军闻风丧胆的“王牌军”。如果吴三桂能率领他们入援京师,击败李自成当不在话下。
陶澍为何被称为清朝“经世致用”第一人?
向敬之
出生于安化县小淹镇的陶澍(1779—1839),有清代“干国良臣”、“晚清第一才子”之誉,官至两江总督、兵部尚书。
他七八岁就随父陶必铨在岳麓书院读书,多次到衡阳王船山故居。在他的思想里,多为湖湘文化的影响,并积极吸收中原文化、江浙文化。在这三种文化思潮(湖湘文化为主)的熏陶下,他思想开放,见识深刻,在治政、理财、经济改革诸等方面多有建树。
他是嘉道年间经世思潮的倡导者与推行者,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前期的领袖和核心。
陶澍
他睁眼看现实,第一个突破清代政治经济体系,将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引入改革中,并取得巨大成就;同时间接培养与扶植了湘军三巨头(即“湘军三杰”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胡林翼),而曾国藩一脉湘军的兴起,对整个近代湖南人才群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陶澍作为湖湘经世派的主要代表人物,治学从政,都讲求经世致用。他为官期间,在整顿吏治、除恶安民、改善民生、抗灾救灾、兴修水利、整顿财政、治理漕运、倡办海运、革新盐政、整治治安、兴办教育、培养人才上作出了较大贡献。其封疆地方,不论是做藩台抚台,还是总督两江,任内力图整顿淮盐积弊,裁省浮费,严核库款,缉禁私盐,淮盐得以行销,于淮北试行票盐,后推及淮南。
曾国藩等湘军大佬能够在清王朝经历洪杨一役中书生报国、投笔从戎,中兴清廷,无疑是深受陶澍、贺长龄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。孟森在《明清史讲义》中说:“嘉道之时,留心时事之士大夫,以湖南为最盛,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。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,而澍以学问为实行,尤为湖南政治家之巨擘。”
所以说,陶澍为清朝经世致用第一人,并非言过其实。
“经世致用”通俗地说就是“实用有用”之学,由王夫之、黄宗羲、顾炎武三大明末清初思想家提出。该学问主要针对的就是“理学”的“无用之学”。
(1)陶澍是晚清***崛起的关键
之所以称陶澍为“第一人”,主要是他提拔了大量的汉族官员。因为其地位较高、工作能力较强、培养的人才众多,人们对其非常尊崇。
贺氏兄弟、林则徐、魏源等陶澍的下属,左宗棠是陶澍的儿女亲家、胡林翼是陶澍的女婿等,但他们只是陶澍帮助过的众多的各类人才中的典型而已,被他影响的人多得多。
可以说陶澍是晚清汉族精英崛起的最关键人物!他影响了道光到清亡整个历史时期。
(2)“经世致用”之学的人才各个都是有用之才,都是实干之才,都属于“官场异类”“经世致用”之学农学、兵法、地理学、医学等非常重视。由此,左宗棠等人对这些学问都懂一些。
“经世致用”都特别重视民生。陶澍、左宗棠在民生上贡献卓越——种树养蚕、兴修水利、开科为民。
“经世致用”之学的人才,对内注重民生,对外也都主张学习西方,从这点上他们是一致的,都属于“官场异类”。例如林则徐、魏源、左宗棠。
回答者:季我努学社青年会员 岳忠豪
陶澍(1779——1839年),字云汀,湖南安化人。嘉庆七年(1802年)进士,选翰林院庶吉士。实心任事,颇有政声,“剖决狱讼如流”。其任职四川期间,四川总督蒋攸铦举荐其为“治行四川第一”。后陶历任山西按察使、福建按察使、安徽布政使。道光十年(1830年),累官至两江总督,后又兼江苏巡抚、两淮盐政。在任期间,陶澍立志振作,革除积弊,放手整顿河工、漕务、盐务、吏治等关乎国计民生的实务,并拔擢了一批人才,颇见成效。晚清清流派领袖张佩纶称赞其为“黄河之昆仑,大江之岷山”,仰慕之情溢于言表。
(陶澍)
清朝中后期国势衰微,有“嘉道中衰”之称,士风不纯,吏治***,社会矛盾激化,局中人自有一种处于乱世变局之慨,龚自珍称为“将萎之华, 惨于枯木” , “日之将夕, 悲风骤至”。 但同样有一些关心国家和命运的知识分子,以振作天下为己任,关心国家大政,提倡“经世致用”,关心实务,陶澍身兼仕林学界,身体力行提倡改革,并在周围聚集了一大群有志士人、官员,互相切磋,互相砥砺,推动了“经世致用”风气的发展。
(龚自珍)
(1)慧眼识英,举荐人才。林则徐也是当时为数不多注重事务的官员,他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,以加强对外抵抗的力量。在禁烟问题上,陶澍坚决支持林则徐。陶澍病逝前,向道光皇帝举荐林则徐继任两江总督,称他“才长心细,识力十倍于臣”。陶澍并与贺长龄、魏源等人为莫逆之交,魏源帮助陶澍革故鼎新,策划漕运、盐业等实务大政。陶澍拔左宗棠于微末,识胡林翼于幼时,后来陶左二人结为儿女亲家,胡林翼则成为陶的贤婿。左、胡二人后来名震天下,皆为晚清名臣。
(林则徐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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